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小儿麻痹症疫情频发，成为世界上最可怕的疾病之一。如1916年纽约市的一次大爆发导致2000多人死亡，1952年美国最严重的一次爆发导致3000多人死亡。即使侥幸存活，患者也不得不面临多种终身后遗症，如由于控制下肢的脊髓神经受损而导致的下肢变形无法正常行走，或由于控制自主呼吸的神经受损而无法正常呼吸。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就是小儿麻痹症最知名的患者之一，尽管凭借坚强的意志与疾病顽强抗争恢复了不少，但在往后的20余年间也不得不借助轮椅活动。

无论是因下肢变形无法正常行走还是因胸部肌肉瘫痪而不得不在“铁肺（一种带有真空泵的罐式呼吸器，通过外部加压将空气吸入和排出肺部）”中渡过余生的患者，都成为一种令人生畏的视觉提醒，警示人们该病的恐怖和给患者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并令当时的父母都担心他们的孩子会成为下一个。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上半叶，人们都生活在无法治愈小儿麻痹症的恐惧之中。到了20世纪中叶，脊髓灰质炎病毒已遍布世界各地，每年导致50万以上的人死亡或瘫痪。

在当时，人们几乎不了解也不知道如何控制这种疾病，更糟糕的是，许多医院拒绝接收被认为感染了小儿麻痹症的患者。因为小儿麻痹症通常在夏季爆发，因而被称为夏日幽灵。人们关闭了学校和电影院，废弃了公共游泳池，并在炎热的夏天关窗闭户，进行社区隔离，希望能够借助这些措施来防控小儿麻痹症的爆发，但收效甚微。

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在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上的研究之后，人类终于攻克了小儿麻痹症。在猴上开展的动物实验的助理病理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卡尔·兰德施泰纳 (Karl Landsteiner) 和内科医生欧文·波普尔 (Erwin Popper) 证实该病的病因是一种病毒，其能够通过攻击神经细胞导致人类瘫痪。很快科学家们又初步证明感染了该病的恒河猴的血清可以预防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为疫苗研发带来了希望。在其后，猴在两种不同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平行开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乔纳斯·索尔克 (Jonas Salk)首先开发了一种基于福尔马林灭活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疫苗，通过注射接种来实现对病毒感染的保护。紧随其后阿尔伯特·萨宾 (Albert Sabin) 开发了减毒的口服活疫苗，通过口服减毒的活病毒（糖丸）来激活被接种人对该病毒的免疫防护能力。在疫苗的帮助下，到1988 年，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病例已减少了99%以上，从超过125个流行国家估计的35万例感染数量减少到了2021 年仅报告的6例感染。在1型、2型和3型这3种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株中， 2型毒株于1999年被根除，3型毒株也已于2020年被根除。截至2022年，地方性野生 1型毒株仅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这两个国家存在。

根除小儿麻痹症显然是人类与传染性疾病抗争中的一场伟大胜利，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总共有100万只以上的非人灵长类动物进入了实验室被用于该病的早期研究和疫苗研发生产。这庞大的数量主要是由于早期受到的技术限制，两种疫苗生产中所使用的病毒都来自猴的肾脏。

据美国史密森尼国家博物馆的记录，一只恒河猴产生的病毒为人类提供了平均65剂灭活疫苗。当时，萨宾研发的减毒活疫苗，不仅需要取猴肾脏来生产疫苗，还需通过饲养感染减毒病毒的恒河猴来维持病毒种株的延续。此外，在接种疫苗之前还需先在猴子身上测试疫苗的毒性和功效。因此，为了疫苗生产和有效性及安全性评估，科学家使用了大量非人灵长类动物。从195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为了小儿麻痹疫苗的生产，仅美国的实验猴进口就从每年约三万只增加到了十万只以上。这一情况直至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才有所好转。随着体外培养的细胞系来生产和维持脊髓灰质炎病毒技术的研发，实验猴的使用数量才急剧下降，即便如此，针对每一个批次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仍需使用少量实验猴。因此，可以说，没有猴，人类不可能战胜小儿麻痹症这一疾病。

在享用前人的工作和那些牺牲了自己生命的实验动物为我们带来的幸福生活的当下，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功绩和贡献。尤其是科研人员和实验动物从业者，更应努力践行和维护实验动物应有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