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名著《西游记》的问世让“孙悟空”家喻户晓的同时，也使“猴子”成为中国大众最熟悉的灵长类形象。但在现代系统分类学中，经常出现在大众语汇中的“猴子”或“猴”并非一个精确的学术概念这一事实却往往被科普、媒体甚至部分科研工作者所忽视。而一旦将大众语汇与科学语境混为一谈，就容易产生概念滑坡：人们在潜意识里把各种长尾、善攀爬的灵长类都视作“猴”，混淆了不同“猴”之间进化位置、生态习性与实验应用价值的差异。

在科研和公共讨论中，将所有非人灵长类一概称之为“猴”潜藏着多重风险。首先，“猴”这一俗称并不对应任何系统演化上的任何完整分支，“猴-猿-人”式线性进化阶梯叙事也早已被树状分化的现代演化观所取代，忽视这一点易误判亲缘关系远近，从而误导对模型动物的选择；其次，概念模糊会延伸至跨语言翻译和实验实践：英文monkey往往被机械式地译作“猴”，ape译作“猿”，不仅使法规或论文中物种指代含糊，又令同一物种出现多个俗名（如cynomolgus monkey与crab‑eating macaque均指食蟹猴），增加了文献检索与供应链管理的复杂度；此外，冠以“猴”字样的病毒并不一定源自灵长类，猴痘（mpox）病毒的自然宿主主要是啮齿类；最后，仅以笼统的“猴”作为选择或评判标准，会掩盖具体物种之间的差异，进而影响毒理评估、疫苗实验乃至公共卫生决策中动物选择和结果判定，而法规和媒体反复套用“猴”一词，还有可能打乱实验材料归档、动物福利评估及关税监管规则。

灵长目现存五百多个物种，从狐猴到人类均属其内，按系统发育分为原猴类（Strepsirrhini）与真猴类（Haplorhini），后者又分阔鼻猴（新世界猴）与狭鼻猴（旧世界猴及类人猿）。日常语境里，人们习惯把大猩猩、黑猩猩和长臂猿等称作“类人猿”，其余灵长类统称为“猴”。因此，从常用的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恒河猴和食蟹猴，到公众熟悉的金丝猴、狐猴，再到南美洲狨猴，都被贴上同一标签。这种粗糙归类会让人误以为：名字里带“猴”的物种彼此亲缘关系更近，而与人类或“类人猿”之间的亲缘关系更远。

事实却并非如此——分布于亚欧非的恒河猴和食蟹猴，其祖先与人类祖先约在 2500–3000万年前才分化，而它们与南美洲狨猴的分化可追溯到 4000–4500万年前。换言之，恒河猴和食蟹猴在进化距离上相较于狨猴要更接近于人类。若科研人员高估了狨猴与人类的相似性，便可能忽视其在免疫、药物代谢、脑容量等关键指标上与人类的显著差距，进而降低研究结果的外推性。此外，狨猴因繁殖周期短、体型小而被视作更“理想”的非人灵长类模型，但这些优势源于其在进化上的派生形状，即并非祖先早已具备的“原始特征”，而是在新世界猴类的某些谱系（如须狨类）中后期独立演化形成的“新特征”，因此其不仅不能代表与人类更高的可比性，反而正是二者间的差异所在。相比之下，恒河猴和食蟹猴的脑结构、寿命、免疫学特征更贴近人类，在人类疾病模型与转化医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中文语境中的“猕猴”同样暗藏命名陷阱。严格来说，“猕猴”应指整个Macaca（猕猴）属，已知至少包含二十余个物种，如恒河猴、食蟹猴和藏酋猴等。但在日常交流甚至部分科研文献中，“猕猴”常被狭义等同于恒河猴；在实验动物采购、饲养记录及科普报道中，“猕猴”与“恒河猴”也频繁混用，既模糊物种身份，也影响实验可重复性及动物福利监管。例如，不同 Macaca 物种在 MHC 基因座、细胞因子表达及行为生态上差异明显，若仅以“猕猴”泛指，将难以确保病原学研究与药效学试验结果的可比性。

为了避免上述问题，科研与科普工作者宜优先采用明确的系统学术语（如阔鼻猴、新世界猴；狭鼻猴、旧世界猴；类人猿），并在俗名后附加物种的拉丁学名及支系信息，真正从树状分化的演化视角理解灵长类多样性及其与人类之间的亲缘关系。标准化命名不仅能避免误将恒河猴视作“猕猴属”的唯一代表，还能促进跨学科协作、监管合规与动物福利评估的精确性，为灵长类研究、疾病模型开发和公共卫生防控奠定可靠的物种基础。